“大多数时候，你何时看见过他们发声？他们发声了，你又何时听见过？”
2015年初，上海大学文化研究方向在读博士王磊光，在《近年情更怯——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》中选择为仍在乡土世界的人们发声。他说：“我是从农村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读书人，就是农民知识分子，如果我不为他们说话，谁还更有资格？”
在此之后，王磊光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持续的调查与思考，形成了更多的笔记，从各个不同层面展示了大别山区偏僻一隅农村的“生动图景”。这些笔记于201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为《呼喊在风中：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》出版。
贾平凹说，家乡对离乡人的影响，就像乌鸡的乌，“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”。王磊光就是这样。
被城市化裹挟的乡村
王磊光出生在湖北罗田县凤山镇一个叫大雾山村的小村庄。在书中，王磊光用L县表示自己的家乡。
如果是给别人介绍，王磊光会说：“我的家乡是一座大山，叫大雾山，风景非常美，是湖北省桐子花开得最美的地方。”然而作为一个关注家乡建设的知识分子，王磊光思考的显然更多：“我与他们，到底是不同的。他们绝大部分人习惯于眼睛朝上看，但我，要注目于脚下的泥土。”
“这些年乡村其实有很多的进步，也有很多的成绩，尤其是免除农业税之后，农民的精神状态有了比较大的变化，这个是必须承认的。”王磊光的父母是一辈子被拴在土地上的庄稼人，他们的生活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，都来源于与那片土地相关的点滴。
几年前一次回家，父亲兴奋地对他说，以后种田不交税了，国家还要倒给钱，“我立刻走到门外，热泪涨满眼眶。在户外的空地上，我走了一圈，又一圈，再一圈。”他看见母亲在灶旁默默切菜，父亲一把一把往灶里塞着柴草……没有过在土地里找生存的人很难体会到这种心情。
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分析，农业税得以废除说明，不仅国家治理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，农民也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。由此带来的结果是，作为农村生产、生活的基本单位的村落正在瓦解。
2000年，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%，但到2015年，中国城市化率在短短15年时间增加了20%，达到56%。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，2016年农民工总数达到2.7亿。
伴随着城市化进程，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，与此同时，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双重变化。
城市化、市场经济不断的侵入乡村，王磊光说，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，乡村只能被动向前发展，在这种裹挟中，乡村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文化地位，没有形成正常的、和谐的城乡互动。
看着农村文化精神一步步瓦解，王磊光渐渐生出无力的疲劳感。眼看着他的写作要成为一本书的时候，他不肯再多写一个字，然后便是长长的一段空落和苦闷、不知所措。
家乡在城市化运动中暴露出的种种尖锐问题，处于历史转折中的家乡何去何从。“物”的败坏，尚可恢复，而“文化精神”一旦败落下去，要拯救回来，怕是难以计算时日。
物质化了的乡土世界
当城市里开始“走班族”“跑步热”的时候，王磊光却发现，在乡村里，步行已经成为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。小集镇到各个村子，有的三五里，有的十几里，已经没几个人步行了，人们多半骑摩托车，少数人买了汽车，“只有最穷的人才用脚走路”。
这样的趋势也成为评价一个人富有与否的标准。近年来，对于在外打工5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，对车子的渴望甚至比房子更强烈。春节的县城，已经被私家车拥堵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。
车，是许多二代、三代农民工最大的期待。老百姓不知道车子的牌子，也不了解价格，不管5万、10万，还是20万，关键是要有，王磊光在书中说，有车子可以四处招摇，表示衣锦还乡，否则怎么证明自己呢。
如果谁在外面打工赚到钱了，过年他就会成为大家称赞的对象，大家看着他也会格外地客气一些。在王磊光眼里，评价人的标准简单而直接，就是是否赚钱了，“都是非常功利化、物质化的”。
年轻一代的农民工，春节回家最大的消遣活动或者说文化活动就是打麻将。几天下来，就将一年好不容易存下的成千上万块钱输得精光。他们看不到未来，浑浑噩噩，得过且过。
王磊光分析一些年轻的农民工，因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，很容易被人蛊惑染上不好的习惯，打牌赌博，有的甚至在外打工一二十年，至今没有存下一分钱。
对于年轻一代农民工，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，但是却没有真正的亲近过土地。他们对城市充满着渴望，不断地放弃祖父辈的那套乡土文明、价值理念，极力向城市的一切靠拢。
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副教授黄灯在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如此记录她20岁侄子、侄女的生活：因为多年在外的打工经历，侄子、侄女一辈的价值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当下的消费理念。不论是穿衣打扮、结婚置业，还是日常起居，其风向标已经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异。侄子尽管婚前没有赚到过什么钱，但换智能手机的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(其与妻子网恋而成，让哥哥、嫂子安慰)。结婚典礼，甚至还请了乐队、车队，更不要说农村流行的三大件金饰。其所营造的气氛，和城里任何一个高档酒楼举办的婚礼没有本质上的差异，唯一的不同就是婚礼的背景是在一个并不富有的农家。
就这样，他们的结婚生活跟随着债务一同开始。他们的生活观念，依然如同不懂事的孩子，自由享乐。对于积累财富，赡养老幼，年轻的农二代、农三代并没有考量。
同样通过考大学走出农村的薛文涛，将舅舅家、阿姨家的孩子们拉进了一个微信群，希望能给早已离开学校的晚辈们一些知识上的滋养。30多人的群，法律常识、人生哲理这些内容却总是乏人问津。
这让薛文涛有些无奈甚至气愤：“一些有营养的东西阅读量都是零，但是如果发一些低俗搞笑的视频，他们有时候能讨论到凌晨两三点。”薛文涛发现一些上过高中、职业技术学校的还好一些，稍微讨论点有深度的东西，但是初中毕业的晚辈们感兴趣的只有一个字：逗。
在王磊光的家乡，依靠土地就能活的生活已经成为历史。王磊光家乡的支柱产业是板栗，价格20年来几乎没有变化，常徘徊在一块到两块之间。但是，县城小餐馆里一碗牛肉面的价格已经卖到15元，商店里几乎难以找到300块钱以下的衣服，品牌的皮鞋全部卖到500元以上……
从前专门卖便宜货的大棚区、小商店，早已被拆除，建成了豪华商品楼盘和绿化带，人们买东西也喜欢去品牌店和大超市，同样的商品好多都要比大城市贵出很多，以至于很多人感慨：“消费太高了，真不晓得L县的人是怎么活的。”
王磊光表示，这其实并不是自己家乡的特有现象，全国的现实也是如此：越是偏远的农村地区，工资水平越低，农民的劳动力和农产品越不值钱，但是基本生活消费却高的惊人。
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，青壮年农民不得不去城市打工，打工的钱流回农村，给农村灌注经济活力的同时，也强化了农民的面子观和攀比风。
“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衡量一切的时代，这个标准在农村更胜。”王磊光说。
农村学生是普通大学的主力军
在农村，两类家庭是最贫穷的，一类是孤寡老人，一类便是举全家之力，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。
“油菜熟了，父亲和母亲就会将大部分菜籽卖掉，把钱给我寄过来；板栗熟了，父亲和母亲就会将所有栗子卖掉，把钱给我寄过来；小猪大了，父亲和母亲就会将猪卖掉，把钱给我寄过来；小牛一岁半了，父亲和母亲就会将一岁半的小牛卖掉，把钱给我寄过来。”
寄来的钱，有时是两百元，有时是400元，有时是800元。如果是数千的汇款，那只能是王磊光的学费和住宿费。父亲的信总是充满自责，说钱太少，他和母亲“在想办法”，或者是“再想办法”。
处在深山里的农民总存着一个信念，读书改变命运，到城里去，一切就好了。然而现实却不断磨平这种信念。
“那些年月，我们穷人，是无处告贷的。亲戚能借的都借了。实在没有办法，父亲卖掉了耕牛。就差卖口粮了。我们那地方，八山一水一分田，田都在山里头，完全靠天吃饭。天也常常靠不住，一年忙到头，总是缺吃少穿。”王磊光说。如果问，在成长的岁月中，有什么最值得庆幸和最后悔的事情，他的答案只有一个：就是上了大学。庆幸的是他没有辜负大人的期望，后悔的是把整个家读穿了，让父母和妹妹因自己的读书而长期受到煎熬。
现如今教育能否改变家庭，甚至仅仅是个人的命运，已经是个大大的问号。而现实是，“农村学生是普通大学的主力军”。
2004年到2011年，王磊光曾经在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做教师，在他眼里，“城乡教育的条件，相差太大了，而且是越来越大。农村的孩子，可以说从幼儿园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，一直到高中。农村的教育条件决定了，90%多的农村学生不可能考上好大学，绝大多数只能考一个高职高专或者三本的学校，农村学生考到一本是很不容易的，而这些学校学费又是最高的，教育的投入太高，而回报又太慢”。
过年过节期间，怀着孝心回到家、又怀着愧疚回到繁华的都市，这是很多“80后”农村大学生普遍的心态。欢欢喜喜回到家，少不了亲戚邻里的寒暄，因学业离开家疏远了亲朋关系，话题也不再那么多，只集中在“结婚了吗？”“买房了吗？”“工作怎么样？”“工资多少？”这几个问题本是无心的寒暄，却往往让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无言以对，在内心深深地刻下了无数道伤痕。因为这几个问题不仅问出了他们的辛酸，也问出了他们父母的辛酸。
许多家长曾经期望孩子可以通过读书，在城里过人上人的生活，就像黄灯的婆婆预期那样，“儿子能当官，最好当大官”。在她眼中，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，更能改变家族命运的。她的儿子、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，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，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。
这些读书无用的现实让他们犹豫不决，他们当着孩子的面说要多读点书，在外人面前又会说：“读书有什么用？读出来还不是打工。”
农村留守的现状又注定，这些孩子无法在学业上得到辅导和严格的监督。在学校是读书还是睡觉，或者逃课打牌玩游戏，老人们常常无力管教。
而外面无尽的诱惑又促使年轻一代的农民工选择尽快离开乡村，去城市寻找父辈口中的繁华和众多能带来财富的机会，而这些是不读书也可以获得的。
但是当他们发现仅有的知识无法应付城市里繁复的工作时，却已经无法回头了。他们以为迎接自己的是城市的五光十色，现实却是只能在体力劳动中求生存。
失去人口学基础的村落共同体
王磊光记忆中的乡村，常常会有争吵，人们都守在家里，资源紧张，难免会寸土必争。谁家的路窄了，谁家灌溉时间长了，甚至为了谁家鸡下的蛋，也要争吵不休。
而如今，村里遍布着新建的两层小楼，里面的电器摆饰跟城里一样齐全，邻里间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不少，然而这里却变得总是静悄悄、空荡荡的。
王磊光在书中写道，今天的农村，人与人之间已经很少往来，哪怕是邻居，平日里见面也不多，大家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，或者每天骑摩托车到镇上转一圈。村里只有老弱妇孺，连小偷的盗窃也变得越来越大胆。
除了在家看电视，王磊光找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文化享受。虽然有个别家庭，儿子替父亲买了电脑装上网线，可是他根本不会用，也没兴趣去学习。二三十年前，村里有祠堂、礼堂、露天电影、庙会、小学的钟声、村级运动会，镇上有会堂、文化站、台球室、录像厅、各种节日活动，县里的戏剧团和文化馆的干部，也常会下乡培训农村文艺爱好者……然而，这些文化场所、文化团体和文化活动已消失殆尽。
正如吕德文所说，当前，我国已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；且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由此，村落共同体已失去基本的人口学基础，以至于连“彼此熟悉”也变得不可能，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、陌生人社会转变。全国大部分农村、村落共同体哪怕保持了形式上的存在，也很难再有活力。
王磊光说，乡村生活是一种悲剧，很多年这个悲剧并没有强烈的戏剧感，而是一种单调的重复，悄无声息地流逝，默默地衰败。（记者 武杰）
来源：法制周末
